刘大夏试图劝服谢迁，但此时他的话却苍白无力。
无论说什么，刘大夏都有利用沈溪的因素在里面，沈溪只是个后生，十三岁中状元，如今尚且不过十七岁，就让他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若沈溪在西北有失，那刘大夏也不能抽身于事外，这便是谢迁不满的地方。
刘大夏利用沈溪，想的自然是利用对了会怎样，却从未考虑失败后的结果。
无论于公于私，谢迁都不会同意让刘大夏调沈溪到西北去当延绥巡抚，更不会同意让沈溪领兵出征，哪怕留沈溪在詹事府做东宫讲官，也好过推沈溪上战场，谢迁要死保沈溪不被刘大夏推上绝路。
马文升一看这情况，根本就没法帮二人说和，只能发表一下自己的见地：“沈溪少年英才，老夫从无否认，但他做事过于偏激，一次两次或许能利用旁人对他的轻蔑，而获得成效，但并非长久之计。”
“听闻西北战后鞑靼使节往京城，曾至他府上挑衅，意图与他于战场外相较高下，若他领兵，鞑靼内部或可化干戈为玉帛，联手以他所部为主攻之方向。时雍，你可有考虑到这一点？”
一句话点中了问题的核心。
沈溪非常招鞑靼人恨，鞑靼人若为了杀掉沈溪这个令他们蒙受耻辱的仇人，或许在沈溪出兵时，内部先调停，然后同仇敌忾，合兵讨伐沈溪，以鞑靼骑兵的凶悍，同样的错误不会犯两次，那沈溪很可能不得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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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原本属意让程敏政入内阁分担重任，但程敏政于弘治十二年死去后，皇帝感觉朝廷内部党派纷争严重，以致于跟程敏政有竞争关系的傅瀚、吴宽等人，到朱祐樘去世，都未能入阁。
内阁一直保持三位内阁大学士，主要是朱祐樘觉得没有做事得体而且能服众的人进入内阁，他在自己身体不佳的情况下又不能贸然调动，所以就算刘健和李东阳无心朝堂，屡屡请辞，宁可让谢迁一个人顶着内阁的差事，也没另招人手。
现在倒好，谢迁为了保沈溪，已经把话挑明……刘大夏若一意孤行，那我就不跟你们玩了，你们为了所谓的朝廷的利益，还有为太子打下个登基的良好外部环境，就把我的孙女婿推出去送死，让我眼睁睁看着那听话乖巧的小孙女当寡妇，那我谢某人还为朝廷效什么命，我直接请辞！
“时雍，别想太多，于乔只是一时未能释怀，待随后我上门去劝导一番，你该怎么做，便怎么做，我站在你一边。”马文升此时表明态度。
马文升跟谢迁、沈溪的交集远不如刘大夏多，他虽然也欣赏沈溪办事的能力，但他曾领兵出征哈密，更有军人做派，只能能达成战略目的，牺牲几个人根本就不是事情，所以他认为谢迁纯属感情用事。
此番他无条件支持刘大夏，让刘大夏继续之前的出兵计划。
既然一个沈溪能换得大明对鞑靼作战的胜利，这么便宜的好事为何不做？
就算沈溪死了，不过是个年轻的后生，朝廷每三年就会录取三百名进士，凭什么认为他就一定比别人强？
此时刘大夏处于两难的境地。
谢迁给他压力，马文升居然也给他施加压力，如果此事不挑到明面上来，或许刘大夏好受点儿，因为无论用不用沈溪，都可以说是“实际需要”，现在反倒成为刘大夏抉择是要站在公义还是私情方面，马文升分明是把他架在一个下不来台的位置上。
刘大夏心想：“于乔啊于乔，你不当着负图的面说事，或许我会卖你的面子，因为我知道此战中你的存在意义要比沈溪更大，我宁可用沈溪来换取你的支持。但你现在把此事告知负图，我若从你，那负图以此事上奏朝廷，那置我于何地？”
刘大夏道：“马尚书提醒的是，此事恐怕还得上奏陛下，由陛下定夺。”
刘大夏身在官场多年，怎么都不会落人话柄。他感觉到，现在关键问题在朱祐樘身上，谢迁态度如此明确不肯让沈溪出征，能说动谢迁的不是他和马文升，也不是刘健和李东阳，除了皇帝，没人能让谢迁回心转意。
之前谢迁已经被迫答应弘治皇帝，让沈溪随刘大夏出征，现在刘大夏为了不让马文升和谢迁同时难为他，只能冒着得罪谢迁的风险，让皇帝再次给谢迁施压……
你谢迁不是说想辞官不做吗？那我这就去跟陛下禀告，告诉陛下你有拿辞官和称病来要挟我的举动，陛下再找你谈话，你还敢如此做派，那就是欺君之罪，看你如何自处！
还是应了那句话，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刘大夏被弘治帝出难题，又被马文升和谢迁推上两难境地，他可不会在乎跟谢迁和马文升有多少交情。
从政者，岂能为私情，而乱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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