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众而言，先锋艺术多多少少蒙着一层神秘和不可理解的面纱。一些传媒遮遮掩掩或道听途说的报道更增添了这种神秘。直到最近，北京一家著名的青年报还在缺乏新闻背景介绍的情况下，将金星当做一位女舞蹈演员来报道，并配了一张美人照。这种以讹传讹的事并不鲜见。
我们爱听摇滚乐，然而对于摇滚乐的实质、摇滚人的生活，我们又了解和理解多少呢？对于马六明的行为艺术、金星的现代舞、张元的电影、吴文光的纪录片、牟森的实验戏剧，我们所知可能就更少了。
然而我们又渴望着了解和理解。这本书就作为一个中介来到了我们面前，将我们带入那一片神秘的世界。
汪继芳的写作不仅涉及到先锋艺术家的创作，促使我们理解其作品，也涉及到先锋艺术家的个人经历和日常生活。通过后者，先锋艺术家在大众心目中就扭转了〃疯子〃、〃神经病〃一类形象，变成了普通大众的一员。这使得大众与先锋艺术家的距离大大缩短。
汪继芳对先锋艺术的发展历程似乎也颇有兴趣。在那篇我认为算得上她的代表作的《在地球上滑动的舞步》（即本书第五章寻访现代舞者）里，她就对现代舞在欧美和中国的发展历程作了描述。而著名先锋艺术评论家栗宪庭对70年代末以来中国三代地下美术家的划分，也是通过汪继芳的转述，才为更多的读者所知晓。
对先锋艺术执着不懈的报道，使得汪继芳成了先锋艺术在大众面前的〃新闻发言人〃。而这些，又成功地帮助了先锋艺术进入商业运作，从而进一步缩短了与大众的距离。我想，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先锋艺术能生存下来并获得发展，这类写作当是功不可没的。
汪继芳之涉足先锋艺术领域，成为先锋艺术的热心介绍者和阐释者，与她离职后作为〃文化中心的边缘人〃的地位是分不开的。其实，汪继芳在闲居之余，最初动笔写的是清新淡雅的散文。我和一些朋友读过之后，都认为与她温柔娴淑的性情再合拍不过了。然而，散文这种文体终于不是一个新闻出身的离职者所甘愿和适合为之的。出于职业本能，汪继芳在离开新闻单位之后再次拿起了采访本。
由于没有工作单位，没有证件，汪继芳数次被堵在一些〃大单位〃的传达室外。尴尬的处境使她转而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同样作为边缘人存在的先锋艺术家。也许是同类人的缘故，那些一向对新闻记者避而远之、行为怪僻的先锋艺术家与汪继芳交上了朋友，心甘情愿地向她吐露他们的艺术和生活。
就这样，汪继芳走上了一条与一般记者迥然不同的采写之路。
1993年，汪继芳及与她同类的写版权所有们开始受到传媒的关注。这一年9月，《中国日报》首次对包括汪继芳在内的〃京城四大自由撰稿人〃作了详细报道；随后，北京和外省的一些报刊都纷纷对自由撰稿人予以关注；1995年3月，中央电视台《十二演播室》更推出了对汪继芳的专题报道。
这一切都说明，自由撰稿人作为一支集体力量，在逐步获得社会越来越多的承认。这无疑为他们的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然而它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疑问：一旦自由撰稿人不再作为边缘人存在，而是重新进入了某种〃中心〃，他们还能写出好作品吗？
对于汪继芳来说，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我知道，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写着，带着她那份不变的心境。
说起来，汪继芳是我的师母。80年代后期，我在武汉上大学时，她的丈夫李幸先生是我的老师。那时，在湖北省电台做编辑的汪继芳偶尔和丈夫一起去学生宿舍看我们。后来，李幸调往北京，主持一家文化公司的工作，汪继芳便毫不犹豫地来到北京，成为京城里一个悠闲的〃流浪者〃。我还记得，在他们夫妇行将赴京时，我们全班为他们举行了最盛大的欢送会。那种壮观景象，直到我们毕业也再没有过。
及至大家都到了北京，彼此交往就又增多了。出于专业原因，我对自由撰稿人这个文化现象及汪继芳的写作发生了兴趣，并陆续写了几篇文章对这个新的文化趋向予以鼓吹。没想到竟因此，忽一日，李幸老师打来电话，代汪继芳约我为她的集子〃写个序〃。说实话，对此，我颇有些惶恐。但转而一想，能有机会向广大读者推荐我所喜爱的作品，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于是坦然就命。
虽然与李幸夫妇彼此相熟，但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工作者，我相信我还是能够如实地向读者介绍汪继芳和她的作品。
愿读者朋友能象我一样喜爱这些作品。
1996。1。1。北京
第一章 北京是中国 （1）
北京街头，人潮人海中，有时能见到一些长发披肩者，如果天气暖和，还能发现个把〃秃瓢〃。这些人，常常就是本书所要记录的〃艺术自由人〃……
流浪与前卫
93年10月，我在北京的一个画展上见到台湾《新新闻》周刊记者谢金蓉。谢小姐20出头，不象随台湾著名的现代舞团〃云门舞集〃来访的记者，倒象个随随便便的旅游者。她告诉我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采写北京的前卫艺术。圣诞节前，我收到她寄来的《新新闻》──
实地采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