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以恒还没弄懂这话的意思，吴成业已经走了，凌局长李局长更是一头雾水，他们的理解能力局限在人民币的图案的设计上，这与他们的职业有关。
郑天良身上有许多农民的习性和乡村兽医的拙朴，他习惯于在一条直线上思考问题，又喜欢在一条直线上解决问题，他一直活在一个平面中，他生活在乡村土地上，土地的一览无余成为他的一种不可抗拒的性质。所以，他在当官十几年后，还是那般容易让人一眼看透，就像一桶透明的水。比如说在反对黄以恒的租赁承包合和厂这件事上，人们就一眼看出了他对合和厂的个人情感，而且捍卫得毫不含蓄，捍卫得理屈词穷，这就是他的直线思维的必然结果。
黄以恒找来了郑天良，他在沙发上坐定后，黄以恒照例坐在他身边的另一张沙发上，以保持永远平起平坐的格局。郑天良却照例表现出对五八十工程的异议，他说：“五条大街一起建，影响到近一百多家工商户，四百多户居民，十一个大大小小的工厂，税收大幅度减少，县财政眼看就要断炊，钱，钱从哪里来？我早就跟你提醒过，但你是一把手，就是不想对我的善意发扬一下民主。工业区现在是四面
楚歌，有三个工程三个月开不出建筑费，工地的工人们要到县政府食堂吃饭，这些工作我可以帮着做，但钱怎么办？自来水厂说管线的钱不到位，马上就要停水，他们已经顶不住了。你想过没有，我们县三十八万老百姓现在每人要背上八千块钱的建设债务，而现在每人年均收入只有六百多块钱，如果让他们还清这些建设债务，不抽烟不喝酒不买衣服不娶老婆，全县老百姓要还十二年。你这不是大跃进那一套又是什么？”
黄以恒静静听郑天良将牢s发完，然后问他一句：“你讲完了？”
郑天良说：“我当然没讲完，但这些就够了。”
黄以恒照例先给他递去一支烟，又点上火：“终于轮到我能说话了”，他永远是举重若轻地说：“关于五八十工程的事，现在再说是毫无必要的。天塌下来，我一个人顶着，资金的问题、社会稳定的问题由我来解决，而工业区的建设，你去解决，这是分工，也是职责。我今天找你来，就是让你去做一下合和酱菜厂的工作，让工人们立即撤出工厂，全和厂在马坝的新厂房我已经看过了，比现在的合和厂气派得多。我觉得这个厂的职工是会听你指挥的，再说啤酒厂的建设也是你负责的。老吴的眼镜都被工人们打碎了，这还像话嘛，但有一点我们必须保持一致，也就是无论如何不能激化矛盾，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马上我还要去省里跑资金。这事我就全权委托你了。”
郑天良说：“工作我可以去做，但是他们提出的条件我答应不了。”
黄以恒说：“条件你可以代表县政府跟他们谈，我们人民政府不要忌讳人民向政府提条件，只要撤出工厂，什么都可以谈，就像只要台湾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都可以谈一样，原则立场是不能让步的。”
县委政府的车全都出去跑项目和资金去了，郑天良的外交能力是肯定不行的，这几乎已成了共识，所以就让他坐镇合安负责工程建设。郑天良答应立即去合和厂工地现场，郑天良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一当他牢s发完，份内的工作是从来不马虎的。没车了，郑天良说他骑自行车去，黄以恒说这不行，他让自己的司机沈一飞用桑塔纳送郑天良去现场。县里只有黄以恒一个人有桑塔纳专车，其他人都是从两办调车，车子都是“伏尔加”、“拉达”这一类老爷车。开专车的沈一飞地位比其他驾驶员自然要高出许多，也应了天子脚下五品官的老话。沈一飞穿戴整齐，雪白的衬衫领口常常挂着一根领带。
郑天良坐在沈一飞的车里，看到他脸上傲慢的神情很不舒服，他想要是其他人搭他的车还不知是什么脸色，他总觉得沈一飞的这种情绪主要出在领带上，因此从不穿西装的郑天良对沈一飞的领带耿耿于怀。
车窗外，尘烟滚滚，打桩机和推土机惊天动地地在吼叫着，只有啤酒厂那一块一片沉寂，天空由此被分割成清浊对比的两块。进入工业区，道路越来越难，路面被挖得坑坑洼洼，在距离合和酱菜厂和啤酒厂工地还有一华里的地方，沈一飞将车停下来了，他轻描淡写地说：“郑县长，前面路不好开了，你自己走过去吧！”
郑天良非常恼火，这不等于是将他逐出车外嘛，他压抑住情绪说：“我本来是打算骑自行车来的，可黄书记非要用车送，你得给我送到底。”
沈一飞从手上褪下了类似于伪军戴的白手套，面无表情地说：“郑县长，我马上要送黄书记去省城，晚了就赶不上了，关键是车底盘太低，如果碰坏了，就会误了大事。”
郑天良本来想说难道我去工地就是小事吗，但他忍住了，他下了车后自己冒着灰烟像穿行在一个找不到敌人却大肆轰炸的战场。他不想跟沈一飞计较，他认为这是奴才跟了主子后的一种典型的狗仗人势的张狂。黄以恒的司机将他扔在半路上，回去看来还得搭工地拉水泥的车。最初他还以为黄以恒的车要一直等他下班，这一厢情愿的提前幻灭让他心